□郑恩兵

文学是人与人之间思想情感交流的重要媒介。作为一种独特的以文学文本为载体的沟通活动，文学民族性话语并不仅仅表现在所运用的具有独特民族特性的语言符号、修辞策略、语法篇章上，更重要的是渗透和浸润文本下的本民族内在的审美理想、审美趣味、道德观念等。这种民族性话语主要体现在价值内蕴和言说形式两个方面，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以不断的继承创新给予民族文学不朽的灵魂，并为民族自身发展带来强健的精神筋脉和生生不息的生命力。

中国文学的民族性话语，在内质上主要受中国传统的儒释道思想影响。譬如儒家“明道救世”的政治关怀、“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批判色彩、“舍生取义”的独立个体人格等精神特质；老庄“道法自然”“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精神向度；佛教以其深刻的文化内涵，为中国文学带来新的意境、新的文体、新的遣词方法等。几千年来，这些思想文化通过各种载体，悄然融入国人的骨血中，凝固成了潜在的文化心理结构，支配着我们日常的生活行为，积淀形成稳定的文学审美趣味、审美观念和审美方式。

由此形成的中国文学民族性话语主要体现两种美学传统：

一种是以情感化、意象化、趣味化为特征的诗性传统。这种传统着眼点更多不是对象、实体，而是功能、关系、韵律，从阴阳、形神、虚实到气势、韵味，它们作为矛盾结构，强调更多的是对立面之间的渗透与协调，而不是对立面的排斥与冲突；作为反映的文本，强调更多的是内在生命意志的表达，而不是模拟的忠实、再现的可信。这种重表现而轻再现、重感悟而轻认知的诗歌美学传统，奠定了中国文学审美和创作“形象大于思想”“想象重于概念”“大巧若拙，言不尽意”“用志不分，乃凝于神”的基本特征。这一特征是内在的、精神的、实质的美，是艺术创作非认识性的规律。

另一种是宋元时期，随着中国城市和商业发展兴起的话本小说带来的写实美学传统。这种美学传统影响下的文学作品，“不是追求人物性格的典型性，而是追求情节的合理、述说的逼真；不是刻画事物，而是重视故事，在人情世态、悲欢离合的场合境遇中，以故事的合理和真实来引人入胜……”

以儒释道精神为根本所形成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审美的情感化、意象化，叙事的情节化，语言的白描化等，是阴柔与阳刚、小我与大我、个体与宇宙、感性与理性、独善其身与兼济天下的完美结合，是中国文学的生命和血脉所在，是中国文学民族性话语的精髓和内核。

进入20世纪，随着社会语境的反复变迁，这种已凝固于民族血液的文学话语受到西方文学话语的强烈冲击。20世纪伊始，西方文学的创作理念、创作方式、审美理想和审美趣味等传入中国，对以往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等文学话语形式形成全面围困，新感觉派西式叙述语调及略显青涩的各种西方写作技法打破了古典文学的叙述方式。虽然大多数文学创作者力求在新形式下存留民族性的美学意蕴，但形式的改变必然对传统文学话语内在的美学韵味造成无法估量的冲击。随之而来的文学过度的意识形态化，使得文学民族性话语从形式到内质都有所倒退。上世纪80年代开始，西方文学话语卷土重来，各种主义和流派你方唱罢我登场，从内至外对中国文学民族性话语进行围困和消解。在商业化的滚滚大潮中，文学陷入了空前困境，空灵、含蓄、韵味十足的诗性传统被艰涩、抽象、荒诞所取代，古典小说中精彩纷呈的对话、悬念、伏笔被无厘头的冗长叙述所淹没，文学的民族性话语渐行渐远。

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文学只有在民族性话语主导下，才会产生影响世界的优秀作品。我们生长在一个激情洋溢的时代，一个应该产生伟大作品的时代，文学创作者不仅需要从象牙塔的虚幻中走出，摆脱市场诱惑，回归生活本真，踏实地站在大地上，更需要在审美理想、审美意蕴、审美趣味和言说方式上，回归至民族性话语。

作为在中国文化语境中成长起来的文学创作者，无论任何外界因素都无法彻底清除潜藏在他们骨血中的本土文化和文学因子。沉淀了几千年的文学民族性话语将始终影响着他们的心理、思维、情感、观念和感觉方式，潜移默化地改造和支配着他们的经验世界。法国哲学家丹纳对此有过精辟论述：“一个民族在长久的生命中要经过好几回这一类的更新，但它的本来面目依旧存在。不仅因为世代连绵不断，并且构成民族的特性也始终存在，这就是原始地层。”

综上所述，文学民族性话语也许因为各种社会因素而受到冲击，但永远不会也不可能被完全消解。当下需要的是从被动的围困消解，转化为主动的继承弘扬。文学创作者应该从遥远的“往昔之井”出发，以现代人的视角重构民族性话语，在汲取世界优秀文学传统的基础上，用民族的话语讲述民族的故事、抒发民族的情感、传递民族的意味、书写民族的理想，从而创作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历史的优秀文学作品。

《河北日报》（2016年12月2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