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来的赵文化研究（一）

侯廷生 2017-09-29 09:58:46

赵文化是一支在中华民族历史上有着巨大影响的赵文化，是我国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们伟大民族精神的一个重要来源，是中国历史文化中极具特色的历史文化，也是河北燕赵文化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赵文化的范畴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赵文化可以从赵国迁都邯郸到赵国灭亡。广义上，上至春秋晚期，再具体点就是在赵国建国以前，下限到两汉时期。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赵文化的遗物遗迹遍布河北、河南、山西，甚至延伸到了内蒙古、陕西、湖北、山东等地，是我们认识研究赵文化的物质基础。

赵文化作为中国优秀历史文化的一朵奇葩，有着丰富的内涵。但对于赵文化的研究认识，在漫长的古代社会里却基本上默默沉寂，鲜有显现。对于赵文化的科学性研究是在近代开始的。从 1903年梁启超发表《黄帝以后的第一伟人——赵武灵王传》，至今已经百年。

关于近代赵文化研究的开端基本上是一个新课题，过去很少有人注意。如何确定赵文化研究的开端？首先必须从研究的指导思想、研究的方法等入手来审视。

对于中华历史文化的科学性研究首先是伴随着西方近代科学民主思想的传入才开始的，近代之前以前我国学者对历史的认识是在封建主义史学观念下，以封建思想为指导进行的。二十四史以及诸多的“正史”之外的各种史册，尽管浩瀚纷呈，但却无一不体现着君权神授、天命归帝的封建主义意识。西方资产阶级的史学观念体现着近代的科学民主思想，同时又有着近代科学的基础，在近代传入中国后，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对历史的研究与评价才找到了一个新的平台。赵文化的研究就具备这样的特点。

赵文化研究的发起者是梁启超。他作为资产阶级维新运动的发起者和组织者，曾经在 19世纪末的中国掀起一场维新改革浪潮，其形式是君主立宪制，主导思想是近代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维新失败后，他逃到了日本，创办了近代著名的报纸《新民丛报》，除了宣传维新改革思想外，还从事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批判研究。 1902年，梁启超发表《史界革命说》，标志着他的资产阶级史学观的最终形成。新史学的主要观点是国民观点和进化论的观点。与封建时代的认识历史不同。梁启超指出，过去的历史书有四个弊端：一是只知道有朝廷而不知道有国家；二是只知道有个人而不知道有群体；三是只知道有经学而不知道有经济；四是只知道有理学而不知道有理想。由此造成了中国古籍史书“能铺叙而无别裁，能沿袭而不能创造”。梁启超的《史界革命说》提出了他的新史学的指导思想，后来又在 1922年发表了《中国历史研究法》，从而完成了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史学体系的构建。 1903年 11月 2日，梁启超发表《黄帝以后的第一伟人——赵武灵王传》，是在他的新史学基础上写的，是他按照新史学观对赵国历史人物的新评价。它是近代关于赵文化研究的始作俑者。

赵文化的研究有明确的学术史起点，它的学术史又呈现出鲜明的特点。有明确的起点，而且是由梁启超这样的文化学术大师来开创的，这在我国是第一个。梁启超对赵文化的研究和中国近代学术思潮、和中国近代新史学是紧密相连的，这一点是全国各地的历史文化研究，例如楚文化、山东齐鲁文化、秦文化等先秦历史文化中，没有一个能相提并论的。这是赵文化研究的一个特点。

近代赵文化研究梁启超的开创性是非常大的，此后，关于赵文化研究逐步进入了以科学和民主思想为指导的领域。近代赵文化研究一开始就具备了历史文化研究的基本框架和核心要素，包括地理、服饰文化、思想、人物和价值评判。 1913年中国最早的地理学刊物《地学杂志》（该杂志是由中国最早的地理科学 家张相文先生在 1910年创刊）发表可权的赵国长城遗址方面的考证文章，地理学的发展和引入促动了对赵长城遗址的重视和科学研究调查。 1915年王国维发表《胡服考》，这前后他正对中国上古历史进行研究。《胡服考》在王国维的整个学术框架里并不占有重要地位，或许只是他在金石学之外的补缀，但却又是一篇赵文化研究的标志性之作。

到 20年代，梁启超除了他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外，还有对赵文化中的思想大家荀子的具体研究。 30年代则有山东大学的 张维华先生在《禹贡》上的一系列关于古代长城的科学考证，其中包括对赵长城的研究。他曾到过河套的五原、临河两县，察看了赵长城的终点高阙，是实际勘察赵长城的第一位学者。

30 年代还有郭沫若先生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古代历史，包括对涉及到的赵国历史的批判研究和重新认识。郭沫若写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青铜时代》等，是马克思主义新史学的奠基之作，开创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学派。这一时期，中国的史学界围绕着古史社会性质的激烈论争，表明了近代史学研究法完成了最终嬗变。可以说在这一阶段里，尽管对赵文化的研究还处于初始阶段，但已经能构成了赵文化研究的基本框架和核心要素。这些文化名人的掀动，特别是指导思想上的重大变革，使得赵文化研究从一开始就具备了较大的社会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