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京华

 燕赵的马好，所以良马常称为“骥”、“驠”，以地名命名。杜牧说：“冀之北土，马之所生，马良而多，人习骑战，非山东兵不能伐虏。”燕赵的兵器也好。邯郸在战国至汉代是著名的冶铁中心。在河北藁城台西村和北京平谷刘家河，先后发现过两件商代前期的铁刃铜钺。荆轲刺秦王时，燕太子丹为他预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赵人徐夫人匕首，用百金买下它，让工匠淬以毒药。以之刺人，血出仅足以沾染丝缕，人无不立死。

 不过，就在燕赵区域之内，赵地和燕地相比，其人文特点也略有倾重。

 赵国原为嬴姓，与秦国出于同一祖先，也就是伯益，又称柏翳，又称大费，在虞舜时已担任虞官，列为诸侯。伯益有二子，次子若木的玄孙费昌在夏桀时弃夏归商，为商汤的御者，帮助商汤在鸣条打败夏桀。长子大廉，又称鸟俗氏，玄孙有孟戏、中衍二人，中衍为商王太戊的御者，以佐殷国，世世有功。中衍的后代有蜚廉，蜚廉有子二人，一名恶来，一名季胜。恶来的子孙为秦，季胜的子孙为赵。

 季胜生孟增，又称宅皋狼，在周成王时为臣。宅皋狼生衡父，衡父生造父。造父为周穆王御者，为周穆王调驯八骏，送他西游见西王母，徐偃王叛乱时又日驰千里奔回救难，因此立下大功，被封在赵城，子孙由此为赵氏。此赵城在今山西洪洞北，这是有赵氏之始。

 造父的六世孙奄父为周宣王御者，在千亩之战中，周王的军队被姜氏之戎打得大败，奄父驾车帮助周宣王逃脱，立下大功。到奄父的儿子叔带时，周王室衰败，周幽王无道，叔带弃周入晋，事奉晋文侯，从此赵氏迁往晋国。到叔带的五世孙赵夙时，为晋献公将，攻打霍、魏、耿三个小国，因为有战功，被封在耿，其地在今山西河津南。

 晋献公是个很有作为的君主，任用士蒍为治，公室强大。但到他晚年时，欲立宠姬骊姬之子奚齐，逼使太子申生自杀，公子重耳、夷吾外逃，晋国出现很大内乱。公子重耳自少好士，有贤士五人，即赵衰、狐偃、贾佗、先轸、魏犨。晋献公二十二年，重耳已经四十三岁，被迫逃往他的母家狄国，在那里住了十二年，又娶了妻子。此后，他又流亡到卫国、齐国、曹国、宋国、郑国、楚国，最后依靠秦穆公的帮助得以返国，即位为君，就是晋文公，是在齐桓公之后的春秋五霸中的第二位霸主。晋文公共流亡了十九年，跟随他流亡的有数十人，而最有名的仍然是早已跟随他的五名贤士。五名贤士中，又以赵衰所出计策起的作用最大。赵衰就是赵夙的弟弟，晋文公即位为君，赵衰等人也因功被封为大夫。赵氏从此为晋国重臣，世代出任六卿之职，世称“赵孟”。这时赵氏的封邑在原，其地在今河南济源西北。

 此后历经赵盾、赵朔、赵武、赵简子、赵襄子、赵献侯、赵烈侯、赵武公、赵敬侯等十几代，赵氏在晋国始终握有重权，显赫于时。赵襄子时，与知氏、韩氏、魏氏四卿共灭范氏、中行氏二卿，尽有其地。不久又与韩氏、魏氏共同攻灭知氏。赵献侯时，都邑迁至中牟，其地在今河北大名东。赵敬侯时，与韩氏、魏氏灭亡晋国而三分其地，三家相与立为诸侯，史称“三家分晋”。赵敬侯元年（公元前386年），都邑由晋阳迁往邯郸。

 赵国都于邯郸共一百五十八年，直到公元前286年被秦国灭亡为止。赵国邯郸城的城址在今邯郸市区西部，由王城和大北城两部分构成。王城又由西城、东城、北城三部分构成，平面呈品字形，是赵武灵王所修建的军事性城市，其中的西城和东城后人称之为“赵王城”。王城内设有祖庙、社庙和系统的宫殿建筑。西城中的南部有一座土台，俗称“龙台”，为赵武灵王议事阅兵之所。龙台北面还有一座土台，为赵武灵王居住之所。东城和北城是赵国驻军和操练的地方。大北城南北长4880米，东西宽3240米，西北面与灵山、铸箭炉、皇姑庙、梳妆楼、插箭岭、王郎城相邻相连。大北城是赵国的都城，宫城、祖庙、社庙都在其中。当时有一条牛首水流经城中心，宫城在牛首水南，市场在牛首水北，在牛首水上架有一座市桥。城内中部、东部发现有炼铁作坊、铸铜作坊、烧陶作坊、制骨作坊、石器作坊等多处。大北城也是平民和贵族居住的地方，战国四公子之一的平原君赵胜，在城中有一座高楼，他的一位美妾住在楼上，见跛脚人蹒跚汲水而笑，赵胜杀了她，说：“不能爱色而贱士。”魏国的公子无忌在窃符救赵后也曾住在城中。在城中宫城的东北有一座赵武灵王修建的丛台，是当时最为名胜的建筑。汉代刘劭的《赵都赋》说：“结云阁于南宇，立丛台于少阳”，即此台。据说当年赵武灵王登临丛台阅兵，武力鼎士盛服而集于丛台之下者一旦而成市，可见赵国兵马之盛。

 赵国的文化中有两个最为显著的特点，一是勇武任侠，二是放荡冶游。

 赵国的文化源出三晋，而晋国正是中国古代法家智谋与豪侠勇武的发源地。在迁都邯郸前后，赵氏之中就已接连出现了几位侠士。赵朔时，赵氏被灭族，遇到大难，赵氏门客中有公孙杵臼和程婴二人保护赵氏遗孤，公孙杵臼先死，程婴在赵武被重新封为大夫以后也自杀而死。邯郸原为赵夙的后代赵午的封邑，时称“邯郸午”。赵鞅在吞并邯郸时，赵午有一名家臣名叫涉宾，赵鞅在晋阳囚禁了赵午，命令从者脱剑而入，惟独涉宾不肯从命，很有豪侠风骨。与此同时在赵鞅的家臣中也出了一位董安于。赵鞅吞并邯郸引起了范氏和中行氏的干预，董安于为赵鞅承担罪责，说：“我死而晋国宁，赵氏定，还活着干什么？人谁不死，我死得已经晚了！”就自缢而死。到赵鞅之子赵襄子时，又出现了一位大侠豫让，豫让为知伯荀瑶的家臣，赵襄子与韩、魏合灭了荀瑶而三分其地，豫让吞炭漆身前后两次刺杀赵襄子为荀瑶报仇，就连赵襄子都感动得喟然叹息而泣。豫让未能杀死赵襄子，示意性地剑击赵襄子的衣服，而后伏剑自杀。

 豫让死之日，赵国志士闻之，皆为涕泣。自此以后，侠义之风在赵地就成了一种传统。《庄子·说剑》说赵惠文王喜剑，剑士夹门而客者三千人，日夜相击于前，死伤者岁百有余人而好之不厌，并描述当时的剑士形象是“蓬头突鬓垂冠，曼胡之缨，短后之衣，瞋目而语难。相击于前，上斩颈领，下决肝肺”。后来李白的《侠客行》诗说：“赵客缦胡缨，吴钩霜雪明”，“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即用此典。赵惠文王是赵武灵王的儿子，赵武灵王是赵国最有为的一位君主。当时赵国北有燕，东有东胡，西有林胡、楼烦，而且又与秦、韩二国相邻，中间还有一个中山国在其腹心。没有强兵无以立国，身穿长衣不便骑马，赵武灵王就变更服制，穿胡人式的短衣，胡服骑射以教百姓。赵武灵王胡服上朝，下达胡服令。叔父公子成不赞同，他亲自去说服，将军赵文、赵造、周绍、赵俊不赞同，他说：“反古未可非，循礼未足多。利身谓之服，便事谓之礼。”并坚决说：“胡地、中山吾必有之！”不出数年，赵国开地北至燕代，西至云中、九原、雁门，筑长城，自阴山至高阙为塞。后来赵武灵王索性将王位也禅让给了王子何即赵惠文王，自号为主父，专门统率将士开边拓土，与胡人征战，还计划从云中、九原袭击秦国。一次赵武灵王想观看秦国虚实和秦王的为人，自己装成使者入秦，秦昭王不知道真假，随后觉得来使状貌甚伟，不像是臣子，派人追赶，赵武灵王已经出关了。后来一问知道是赵武灵王，秦昭王大惊。

 赵武灵王死后，赵惠文王任用廉颇、赵奢为将，继续开边。廉颇为赵国良将，素以勇气闻于诸侯，南与魏战，东与齐战，都接连取胜。赵奢西与秦军战于阏与（今山西和顺），兵去邯郸三十里即坚壁不前，留二十八日，有军侯进谏，赵奢立斩之。秦军派间谍来，赵奢善待而遣之，间谍还报秦将，秦将大喜，说：“阏与非赵地矣！”赵奢已遣秦间谍，即率全军卷甲而趋，二日一夜就赶到了阏与，占据了北山，说：“道路遥远，地势险狭，将勇者胜！”秦军听说赵军突至，大惊，悉众来战，不胜。赵奢纵兵击之，大破秦兵。在赵武灵王、惠文王时期，赵国的国力最强，国土最广，称为“全盛”。苏秦说：“当今之时山东之建国莫如赵强。赵西有常山，南有漳河，东有清河，北有燕国，地方二千里，带甲数十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十年。”

 邯郸除了豪侠勇武之外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它的放荡冶游。战国以至秦汉邯郸是全国最繁华富庶的城市之一，战国时邯郸专门发行一种铲状的布币，同时也流通齐国的刀币，它的城市文化也和富庶的临淄“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蹋鞠”相类似，也是“家殷而富，志高而扬”的，具有大都邑人们所共有的自信和高姿态。司马迁说邯郸男子则相聚游戏，掘冢剽掠，作巧奸冶，女子则多美貌，为倡优，鼓琴瑟，步履轻巧，游媚富人，或者入后宫为妃，遍布诸侯各国。赵国美女是出名的，阳翟大贾吕不韦娶了邯郸诸姬中一位容貌绝好而且善于歌舞的女子为妾，还是邯郸豪家之女，后来做了秦庄襄王的王后，秦始皇即位后尊为帝太后。汉文帝慎夫人、尹姬和汉武帝王夫人也都是邯郸人。此外，汉文帝窦皇后为赵清河人，汉武帝钩弋赵婕妤为赵河间人，临近邯郸。汉武帝李夫人为赵中山人，父母兄弟世代为乐人。邯郸男子的冶游举动更是有弹琴悲歌、斗鸡、走犬、六博、蹴鞠、饮酒、狎妓等等多种名目，其中尤以六博和狎妓最为突出。这些举动虽与商纣王、燕太子丹的感染有些关联，但主要是由于社会经济的繁荣所造成的。班固的《两都赋》中就说：“于是既庶且富，娱乐无疆，都人士女，殊异乎五方。游士拟于公侯，列肆侈于姬姜，乡曲豪俊游侠之雄连交合众，骋骛乎其中。”仲长统的《昌言》中也说：“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船车贾贩，囤于四方，废居积贮，满于都城。琦赂宝货，巨室不能容，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妖童美妾，填乎绮室，介讴妓乐，列乎深堂。宾客待见而不敢去，车骑交错而不敢进。”这种放荡冶游的风气在洛阳、临淄等大都市都很相同，不过邯郸在六博和狎妓方面要比洛阳和临淄更为豪雄，更为狂放，这都是受了燕赵区域任侠勇武传统的影响，是任侠勇武性格的一种转移。历代文人凡是歌咏邯郸，都免不了在这两个方面回顾和咏叹一番。曹植《名都篇》诗说：“名都多妖女，京洛出少年。宝剑值千金，被服丽且鲜。斗鸡东郊道，走马长楸间。我归宴平乐，美酒斗十千。”沈德潜注说：“名都者，邯郸、临淄之类也。”高适的《邯郸少年行》诗说：“邯郸城南游侠子，自矜生长邯郸里。千场纵博家仍富，几度报仇身不死。宅中歌笑日纷纷，门外车马常如云。未知肝胆向谁是，令人却忆平原君。”清代李渔的《侠客行》诗也说：“生来骨格称头卢，未出须眉已丈夫。九死时拼三尺剑，千金来自一声卢。歌声不屑弹长铗，世事惟堪击唾壶。结客四方知己遍，相逢先问有仇无。”像这样的诗篇还有很多很多。

 高适是唐代最著名的边塞诗人，祖籍渤海，久居宋中（今河北淇县）。渤海高氏为汉魏大族。史称高适年轻时性情落拓，家贫，隐迹博徒，又称其混迹于酒徒。高适在诗中也说自己“可叹无知己，高阳一酒徒”。但是在后来的安史之乱中，高适却能以天下安危为己任，献策平乱，因功升至州刺史、节度使、刑部侍郎，封渤海县侯，唐代诗人之中时运显达的只有高适一人。史称高适“逢时多难，义而知变”。他自己也有一句名言，叫做“时平位下，世乱节高”。太平时节和危难时节人们的表现是不一样的，危难时节的豪侠大义，到太平时节，既然已是“世事惟堪击唾壶”，自然就只有放荡冶游了。由此而言，像高适那样的义而知变，就可以看做是他从前混迹博徒、酒徒的另外一种形态，而邯郸人的六博、狎妓，则可以看做是其任侠勇武传统在和平时期的另外一种表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