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来的赵文化研究（二）

侯廷生 2017-09-29 09:54:47

赵文化的研究成果虽然不算太多，但大都具有影响。 40年代，一些日本学者如原田淑人、驹井和爱、关野雄等人到中国的东北和华北四处活动，特别是来到邯郸，对邯郸赵王城遗址和插箭岭、梳妆楼遗址的初步发掘，后来使得赵文化引起了世界学界的重视。 1954年日本“东亚考古学会”正式出版了这次发掘的报告《邯郸——战国时代赵都城址的发掘》。从研究方法意义上来看，这是最早的用近代科学考古方法揭示赵文化的纪录。

建国后我们是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体系上开展研究。 1957年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的师生对邯郸的墓葬的发掘有着更为科学的意义。他们第一次把田野考古与教学计划完整结合，无论对我国的考古教学还是对田野的科学发掘都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60年代初的翦伯赞先生的《内蒙访古》一文特别对赵国的古长城和赵武灵王作了生动的介绍和很高的评价，该文章是历史研究的严肃性科学性与通俗性的完美结合，曾被长期选入中学语文教科书，使全国一代又一代的学生们受到了赵文化的吸引和熏陶。 1965年侯马盟书遗址的发掘， 70年代初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内的《战国纵横家书》的出现，都对赵国的历史复原作了重大修正，有重大的影响。这一时期尽管专门研究赵文化的文章不太多，却因为许多重大的考古发现而有了较大的深入。与此同时，赵王城、赵丛台、赵长城等一大批文物遗迹列入了国家文物保护范围，并有了初步的考古研究。 70年代初，邯郸的地下考古发现了赵国大北城基址，初步探明了邯郸故城的布局和范围，加深了对邯郸古城的新认识，是一个阶段性的成果。考古成就推动了研究者对赵国历史文化的重视与研究是这一阶段的显著特点。 1975年，河北省召开了“文物工作座谈会”，并开展了二次大规模的文物普查工作，第一次基本查清了河北境内的赵国历史文化遗迹。此外，这时期，还有钱钟书对中国服饰史的研究，其中对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的改革中关于服饰的改革被置于重要位置。 侯仁之先生也在 1974年率领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六位教师以“赴邯教育革命组”的名义到邯郸对邯郸古城址进行了认真的调查研究，他的《邯郸城址的演变和城市兴衰的地理背景》则是为数不多的专门研究邯郸故城的论文之一。

改革开放以后，赵文化研究在战国文化研究中也繁荣起来，反映了人们对历史文化的需求。 1987年，在中国先秦史研究会的直接指导下，首届赵文化学术研讨会在邯郸召开，在当时是比较早的由地方政府大力支持开展地方历史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开端。赵光贤、石泉、孟世凯、杨钊等百余名专家学者围绕赵文化的渊源与内涵、赵国的政治与经济、军事与文化、都城与疆域、思想与人物等重大学术问题展开讨论，第一次把探讨的领域涵盖了赵文化的主要内容。会后出版了第一部赵文化研究的学术论文集《赵国历史文化论丛》，既是赵文化研究的一个初步总结，也是对赵文化研究一个新的推进。邯郸赵文化学术研讨会在全国产生了较大影响，大大推动了这方面的研究，赵文化的研究进入一个新时期。此后，《邯郸简史》、《邯郸历史与考古》、《河北通史·先秦卷》、《河北通史·秦汉卷》等相继出版。 2000年，河北师范大学的 沈长云教授出版了《赵国史稿》，代表了长期以来河北对赵文化研究的最高成就。据不完全统计，仅从 1987年到 2001年，已出版的有关著作就有 30余部，论文及资料 600多篇，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军事、人物、文献、地理、考古报告与研究等诸多方面。有的刊物开辟了“赵文化研究”专栏，出现了赵文化研究的团体和研究所等机构。 1994年邯郸列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2003年 12月，在邯郸召开了“赵文化研究 100周年学术纪念会”，会议围绕“赵文化研究的历史”、“近代学术思潮与赵文化研究”、“梁启超与赵文化研究”、“如何深入研究赵文化”等方面展开研讨。 2005年 4月 23日至 25日，由邯郸市委、市政府与中国先秦史学研究会联合主办，邯郸市社科联与河北省历史学会承办的第二届全国赵文化学术研讨会在邯郸举行，会议邀请李学勤、孟世凯等先秦史专家出席，与会的 60多名专家学者对赵文化的特质以及对今后邯郸文化发展的定位的影响等议题进行了探讨。这次会议的一个重要收获，就是概括出了赵文化的特质：开放、进取、包容。

赵文化的非物质形态的文化在这一阶段也得到了新的研究和认识，以赵文化为核心的“邯郸成语典故”，数量多、文化价值高，已成为邯郸文化的一大特色，邯郸因此享有了成语典故之乡的美誉。

需要指出的是，近年来，关于赵文化遗址的考古发掘仍然不断有新的发现。赵邯郸故城的大北城遗址位于市区地下，随着旧城改造，对大量的墓葬进行了发掘，包括大北城城墙的基址多次发现，我们对邯郸故城的基本轮廓有了完整的认识。赵王陵二号陵、邯郸周围古城址调查也都获得了新的发现。邯郸周围已经发现了 15座春秋末期到汉代的古城址，赵王陵二号陵出土的战国车马坑，都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马头、磁县一带，属于战汉墓的密集区，范围大、数量多，由此推断，战国时期邯郸的人口约有 30万，汉代约有 40万，最盛时期为王莽时期。此外，冀南其他地区的考古发现，和山西、河南等地的春秋战国时代墓葬和遗迹的发掘等，尤其是山西太原金胜村赵简子墓的发掘，出土了大批的精美的赵国青铜器等文物，取得重大收获，为赵国早期历史研究提供了重要材料，引起了学术界极大关注，为认识赵文化提供了更多的依据。

著名学者 孟世凯先生指出，赵文化研究的 100年，从整个学术史的角度看，是和中国的历史、史学的研究、近代史学的学术思潮都紧密相连的，从上个世纪初到本世纪初，赵文化研究在这方面确实走在了前面，紧扣住时代脉搏。这一宏论，是对赵文化研究的最好的评价。

原文附录：

孟世凯 先生近年来与邯郸结下了不解之缘。自第一次 1987年由邯郸市历史学会、邯郸市博物馆、省历史学会、邯郸市历史学会等联合发起在赵都邯郸召开“全国首届赵文化学术讨论会”。在这次会议的筹备进程中，中国先秦史学会的副会长兼秘书长 孟世凯先生就曾先后 5次赴邯，研究会议的筹备和组织先秦史学者研究工作。这次会议是先秦史学会的指导帮助下，在地方召开围绕地域先秦文化研究的首次全国性会议，并取得了成功，也受到了国内外先秦史学界的关注。以后，在 2000年初， 孟先生又受邯郸市人民政府之邀，作为中国先秦史学会的专家代表，到邯郸作邯郸建城年代的学术论证。 2003年冬天，他又冒着严寒专程来邯郸出席“赵文化研究 100周年学术纪念会”，给了我们巨大的鼓舞。 2005年的第二次赵文化学术谈论会，又是在 孟先生的的鼎力支持下，历经曲折方得以形成。可以说， 孟世凯先生数度奔走邯郸道，不仅对赵文化的研究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而且对邯郸的地方学者也倍加关爱和指导。在 孟先生七十诞辰之际，我这里把赵文化研究的脉络作一概述，也借此把 孟先生对赵文化研究、对邯郸的热忱一起表达出来，以为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