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林亭 2017-05-23 16:26:19
严格说来，把赵文化作为先秦时期的一种地域文化并加以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此前关于赵文化的研究，主要有两种情形：一种是在有关专著中列有专门章节予以考订和论述。如董说的《七国考》、杨宽的《战国史》以及通史类论著等。另一种情形是就赵国历史文化中的某个人物或专题进行探讨。如在清中叶兴起的子学运动中，曾有不少耆学硕儒诠释、校勘诸子之书和《国语》、《战国策》等典籍。如谢墉等校勘的《荀子》，严可均校勘的《慎子》，顾广圻校勘的《国语》、《战国策》，俞樾著《诸子评议》，汪中著《荀卿子通论》，以及王先谦的《荀子集解》等等。但这些研究仍属于中国传统学术研究的理路，虽然已呈现由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过渡的趋向，然终未能摆脱清儒“为学问而学问”的治学方法的窠臼。
1903年，时侨居日本的新学翘楚梁启超在其主编的《新民丛报》4卷11号上发表了题为《黄帝以来的第一伟人赵武灵王传》的文章，现代学术意义上的赵国历史文化研究序幕由此揭开。在赵国历史与文化研究百年的历史进程中，依据不同时期研究的重点，其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20世纪初到40年代末
就目前笔者所能看到的资料，除梁启超论赵武灵王的文章外，1913年《地学杂志》发表的署名为“可权”的关于“赵长城遗址”的文章；王国维《观堂集林》中的《胡服考》；张维华在《禹贡》上发表的《赵长城考》，以及胡适、梁启雄、罗根泽、缪钺等人有关《荀子》一书以及荀子行年的考订文章。进入40年代，则有一大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学术专著或通史类论著当中，也涉及到对赵国历史文化的研究。如郭沫若的《青铜时代》、《十批判书》，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侯外庐《中国古代思想史》等等。可以说他们为赵国历史文化的研究作了极富学术价值的贡献。
再就是这个时期学界关于秦人族属的问题争论。有两种截然相对的观点：“西来说”与“东来说”。首倡“西来说”(即西戎说)的是国学大师王国维，他在《观堂集林·秦都邑考》中说：“秦之祖先，起于戎狄，当殷之末，有中潏者，已居西垂”(第534页，中华书局，1950年版)。此后，蒙文通、周谷城先生也力主此说。
“东来说”(即东夷说)的代表人物是卫聚贤、徐旭生、黄文弼等人。最先提出秦文化起源于东方的是卫聚贤，他在《中国民族的来源》一文中，根据郯、穀、黄、梁、葛、徐、江、奄等嬴姓小国分布于山东、江苏、河南、河北等地及秦亦为嬴姓的事实，推断“秦民族发源于山东，山西，陕西，甘肃，然后再向西发展”(卫聚贤《古史研究》第3集，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徐旭生先生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专著中论证了秦人祖先是东夷民族分支的观点(初版于1943年，1985年文物出版社增订本)。此后，黄文弼先生于1945年《史学杂志》创刊号发表《嬴秦为东方氏族考》，进一步论述了秦文化“东来说”的观点。相比较而言，“东来说”的观点多与典籍记载相吻合，其可信度较“西来说”为高。
在考古学研究方面，1940年，侵华日军在占领邯郸后，曾有日本考古学者原田淑人、驹井和爱、关野雄对故城西郊的赵王城遗址和插箭岭遗址进行过考古试掘调查，并于1954年在《东方考古学》丛刊上发表了题为《邯郸——战国时代赵都城遗址发掘报告》。虽然此次试掘是在日寇铁蹄蹂躏中华大地的历史大背景下进行的，而其对赵国都城遗址的调查也仅是初步的，但毕竟是现代考古学意义上第一次对赵都王城遗址的试掘，其意义更大于其学术价值。
第二阶段，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末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唯物观在史学界的确立，以及国家对古代历史文化遗址的考古发掘与保护的重视，赵文化的研究也由此掀开崭新的一页。
综观这一时期的学术成果，专业性的学术文章选题与第一阶段大致相类似，仍局限于赵国史上的几个重大事件(如长平之战，胡服骑射等)和荀子、赵武灵王等个别人物的研究。
但在赵国都城遗址和墓葬的考古发掘方面都有重大的创获。
1957年和1959年，北京大学考古工作队和河北省原文物工作队，先后分别主持发掘了邯郸百家村一带赵国贵族墓葬近百座，出土了一批有价值的文物。大致搞清楚了赵国贵族墓葬的形制、葬式、随葬物品、葬俗等情况。赵墓呈东西向，屈肢葬，以及部分墓葬带有壁龛等的考古学文化特征，与陕甘一带发掘的秦墓存在着一定的共性，首次从现代考古学意义上认定了司马迁的《史记·赵世家》记载的“赵氏之先与秦共祖”的历史真实性。
1958年和1970年，邯郸文物工作者又分别对赵王城及其东北的“大北城”(位于邯郸市区的邯郸故城)进行了勘探和发掘，基本摸清了赵都邯郸的总体布局及内部结构等情况。1975年在河北省第二次文物普查中，还调查了位于邯郸市区西北的赵王陵。同时在河北省石家庄、邢台等地，对战国时期的赵国遗址或墓葬也进行了考古发掘。
此外，在山西省境内，对赵国早期都城晋阳遗址进行了勘探，尤其是1965—1966年山西侯马“盟书”遗址的发掘，出土了5000余件“盟书”，为先赵及赵国历史文化的研究提供了十分宝贵的实物材料。有必要提及的是，秦文化“东来说”的观点，在这个时期逐渐为学界多数人所接受。如郭沫若、范文澜等史学大家在论著中都采用了“东来说”的观点。
第三阶段：20世纪80年代至今
20世纪80年代，随着文化研究热潮在中华大地上的涌动，赵文化研究进入了真正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阶段。其主要标志有三：
第一，举办了两届全国性的“赵文化学术研讨会”。
1987年9月27--30日，由河北省历史学会、邯郸市历史学会、邯郸市博物馆联合中国先秦史学会在赵国故都邯郸召开了“首届全国赵文化学术研讨会”，近百名学者围绕赵文化的渊源和内涵以及赵国的政治、经济、思想、军事、人物、疆域等问题进行研讨。会议的主要成果是确立了赵文化的二重性，即华夏文化特色与胡文化的二重构成。初步建构起赵文化研究的史学框架，标志着全面而系统的赵文化研究的开始。
2005年4月，中国先秦史学会与邯郸市委、市政府联合，在邯郸举办第二届“全国赵文化学术研讨会”。会议在赵文化的内涵、外延及历史地位，赵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思想、疆域、赵氏宗族、赵都的迁徙、赵国的文物价值以及有关赵国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的整理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两届学术会议的举办，为关注并致力于研究赵文化的专家、学者提供了学术激荡的最佳舞台，赵文化研究也因此在先秦史学界占居了一席之地。
第二，研究队伍空前壮大。以院校为依托成立了一系列专门的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如河北省燕赵文化研究会、河北师范大学燕赵文化中心、邯郸赵文化研究会、邯郸市赵文化研究所、邯郸学院赵文化研究中心。精心打造科研平台，创设专门期刊或在学术期刊上开设研究专栏。如河北省燕赵文化研究会的《燕赵文化》杂志、《河北学刊》的“燕赵文化研究”专栏、邯郸市赵文化研究会主办的《赵文化》杂志，以及邯郸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的“赵文化暨邯郸历史”专栏等。尤其是《邯郸学院学报》的“赵文化研究”专栏，创栏十载，累计发表论文100余篇，在全国和河北省举办的高校学报评比中，曾连续4届荣获“优秀特色栏目奖”。
第三，出版、发表了一批论著。据不完全统计，这二十多年间出版的有关赵国历史与文化的研究著作约30余部，发表的相关论文达700余篇。重要的学术论著有：《赵国历史文化论丛》(河北省史学会、邯郸市史学会，1989)、《燕赵文化》(张京华，1995)、《燕赵文化志》(杜荣泉等，1998)、《赵国史稿》(沈长云等，2000)、《河北通史·先秦卷》(孙继民等，2000)、《先秦两汉赵文化研究》(孙继民、郝良真，2003)、《赵文化研究》(辛彦怀等主编，2003)、《邯郸历史文化论丛》(郝良真、孙继民，2004)、《赵文化的兴起及历史地位》(李学勤，2005)、《赵文化论丛》(赵聪慧，2006)、《赵文化论集》(侯廷生，2006)、《春秋晋国赵氏研究》(白国红，2007)、《赵文化与华夏文明》(杨金廷，2009)等。
其中沈长云的学术专著《赵国史稿》，填补了先秦国别史研究的一个空白，筚路蓝缕，厥功至伟。孙继民与郝良真合著的《先秦两汉赵文化研究》，堪称这一阶段赵文化研究的扛鼎之作；他们另一部学术专著《邯郸历史与考古》，对赵国的故城址、王陵、墓葬、货币等的考古调查，更是集邯郸考古研究之大成。中国先秦史学会理事长、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对现藏于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的“戎生编钟”的铭文考释后认定：“戎生编钟”乃赵氏之器。这一发现对于赵文化研究无疑有着重大的意义。2009年，邯郸学院赵文化研究中心与《光明日报》社联合，在该报《史学版》开辟“赵文化研究”专栏，发表8篇系列研究论文，进一步扩大了赵文化研究在全国的影响。
这期间考古方面也有重大发现。1988年3—10月，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与太原市文管会在太原南郊金胜村西北发掘的晋国赵卿墓是迄今所见规模最大、随葬品最丰富的晋国高级贵族墓。根据墓葬形制、随葬青铜器形态纹饰、铜戈铭文和此墓位于晋阳古城附近的事实，初步判断墓主人应为春秋晚期在晋阳执政驻留的雄霸于诸侯的赵简子(赵鞅)。该墓随葬品种类丰富，共达3100余件，其中不乏罕见的稀世珍宝。为研究赵国早期历史与文化提供了极为丰富的实物资料。
通过对赵文化研究历史和现状的简要回顾，可以发现，二十多年来的赵文化研究，成绩斐然，有目共睹。但与荆楚文化、齐鲁文化、秦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等地域文化研究相比，赵文化无论研究的广度，还是深度，都存在着明显的差距。
笔者认为：时下赵文化研究的主要不足之处在于：
其一，研究领域相对狭窄，宏观、长时段研究不够充分。虽然赵文化研究领域较前有了极大扩展，但对赵文化的整体认识和研究却少有大的突破。如赵文化发展演变即发展脉络问题，就需要重点进行梳理，并从文化学理论的角度、文化史的角度来划分其发展阶段，以重现赵文化的历史发展全景。同时，对赵文化的特质、赵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以及赵文化产业化的研究，有待于进一步深化。
其二，对传世的赵文化文献和出土资料(竹简、帛书、铜器铭文以及石刻)的收集、整理与研究工作亟待进行。这是赵文化研究的基础性工作，应集中力量而为之。
第三，研究工作受到浮躁风气的影响，虽然有不少研究成果问世，但多数质量不高，选题有重复现象，提出问题的能力有限，阐释问题的视角和方法亦罕见变化。
笔者相信：出于赵文化学科本身发展的需要和社会的企盼，赵文化研究在21世纪一定会得到更加充分、完善、健康的发展，从事赵文化研究也必将大有可为!
